起底日本如何在台湾培养媚日人士。11月21日，台当局宣布全面解禁日本福岛“核食”，赖清德甚至吃日料作秀公开媚日。我从日本外务省的预算数据中发现，至少在3年以前，日本就已经专门拨款用于“推进日台关系”，在台湾地区培养媚日人士，大搞媚日宣传，拨出预算累计超过131亿日元。131亿日元，具体是怎么花的？又到底买通了谁？戳视频看日本对台湾的媚日宣传计划……
"台独"媚日的根源：抗战时期，看日本在台湾，强推日语有多彻底？
一九三○年代日本对华侵略加剧，日本军方深感有必要加速同化台湾人的工作，因为如果汉族系的台湾人仍然抱持祖国观念，势必成为日本对华战争的一大负担。
此外，台湾人对日本的绝对忠诚也将决定日本之殖民地战争动员的成败。
有鉴于此，日本军方对台湾总督府施加压力，要求加速台湾皇民化的脚步。日语能力无疑是项明确而重要的指标。
当时致力于日语运动的人士高唱：“国语是国民精神的母胎”，也就是说，讲日语能培养爱国情操。另外，从教授台湾的日本警察的闽南语教材中，我们也可看出殖民统治当局如何积极灌输台湾人讲日语的重要性。
玆举一些例句为证：
“皇民化运动，最要紧的就是本岛人各个人都讲国语”、“你要能够这样想才好：今天你算是咱日本帝国的百姓，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人了。”
1、推行日语的肇始
到了一九三七年，台湾已有37.8%的人口能讲日语。这样的比例应不算低，但社会中讲日语的实际情况，从殖民者的角度看来，并不理想。
譬如在一九三六年，有位日本人批评道：
持续四十年的国语普及事业可说徒具虚表，而未具实效，盖其只可说是学校的国语、日人的国语、国语演习会的国语、广播节目“国语普及之夜”的国语、商用的国语等，加以连教师均对之不关心，故学生只在上课时使用，一走出教室，每只使用台语，其所以成效不彰毋宁是当然之事。
为了消除台湾社会双语并用的状况，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殖民政府采取了一连串的措施。首先在该年四月新的学年开始时，取消公办学校的汉文课。公办学校汉文课所占的时数早就逐年减少，至此终于从课程表上消失。
在这同时，殖民当局要求所有和、汉并用的报纸从四月一日起废止汉文栏。除了台湾人经营的《台湾新民报》外，全部的报纸都遵命照办。由于《台湾新民报》的汉文栏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为了避免读者一时无法适应，当局特别允许该报逐渐减少汉文栏的篇幅，直到该年六月底全废为止。
禁止小学教授汉文以及报纸使用汉文，充分表示殖民政府企图从语言层面改变台湾人为真正的日本人的决心。
殖民政府的态度充分反映在新闻媒体的报导。从该年四月开始，报争相报导台湾人热衷讲日语的情况。
例如，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总督府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报导说：
专卖局的一家烟草工场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即已禁止使用台语。该厂一百五十名不会讲日语的员工都得参加一周三个晚上的日语讲习班，每隔数月测验一次。据称，员工如果无法通过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最后一次测验，可能会遭到解雇的命运。该报导附有一张相片，相片中几个女工一齐在读日语读本，背后的标语写着：“绝对不可使用台湾语！”
值得注意的是，该工厂禁止使用台语是一九三六年秋天的事，但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才引起媒体的注意，成为“新闻”。
个人努力讲日语的例子也受到新闻媒体的青睐。例如，黄荣椿(五十三岁)是台南市的玩具商，由于他的坚持，不惟家人，连店员，通通讲日语。
更极端的是：
在大甲郡龙井庄三块厝分教场任职的黄汀洲夫妻在家只讲日语，小孩因此不会讲台湾语。记者采访时，黄家正因收到长男的入学许可通知而很高兴。这个男孩很淘气，据称当不会讲日语的村人来访时，他一听到客人讲台湾语，就会很生气地赶他们走，说：“台湾人，出去！”
所以全村的人都知道，大人不会讲日语，造访黄府时，还会被小孩叱骂。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报导的真实性或夸张的程度，不过它们在在说明了殖民政府定日语于一尊的决心。
值得玩味的是，日本总督府从未全面禁止使用本土语言。常见的是局部的禁止。
例如，有些地方政府曾规定宗教界必须用日语布教（此类禁令以基督教长老会为对象)。又如嘉义市役所曾拒绝受理闽南语办案。高雄市公交车也曾禁止在公交车上使用闽南语；车内贴有标语：“日本精神从国语开始”和“车内绝对禁用台湾语；对使用台湾语的人，任何人都要不客气地给予忠告！”
这类禁令是否严格执行，很难知道，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皇民化时期的日语运动的基本性格是：独尊日语，压抑本土语言。
2、“国语家庭”的认定
皇民化时期的日语运动是全面性运动，殖民政府为了推行日语，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
约而言之，有由上而下的表扬办法，也有从草根做起的日语运动。
前者以高教育知识家庭为目标，后者以未受教育或教育水平较低的社会大众为对象。
日本统治台湾之初，殖民统治者原希望台湾的士绅阶层能很快学会日语，以为社会大众的表率，但台湾士绅的表现却十分令日本人失望。
一九一八年，有位日本人在总督府的刊物上批评台湾知名人士，说他们的日语程度低得令人惊讶。文中指出，出席铁道旅馆晚宴的台湾士绅，大都不通日语，即使少数能讲日语，若无翻译者帮助，也无法直接用日语交谈。该文列举名流多达二十五人，包括林熊征、林献堂、辜显荣、简朗山，以及杨吉臣等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如简朗山)，日后在皇民化时期取得了“国语家庭”的认定。
表扬“国语家庭”代表由上而下的日语推广办法。“国语家庭”的认定，一开始似乎不是总督府统一的措施。
一九三七年二月，台北州开始正式认定“国语家庭”，不久即为全岛各个州厅所仿行。
由于国语家庭的认定办法不是由总督府统一制定的，各州厅的认定标准和办法略有出入。认定过程大致如下：州厅政府在郡、市、街、庄设立国语家庭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务。一个家庭若其成员在家庭中都讲日语即可提出申请。
若经调查委员会审查后证实该家庭果真在家都讲日语，此一家庭与其他同样通过审查的家庭，就会经过一项正式的认定仪式而成为“国语家庭”。
某些州，像新竹州，每年认定一次，在四月十九日。其他如台中州，一年认定两次，一次在二月十一日“纪元节”，另一次在六月十七日“始政纪念日”。台北州原先每年认定一次，在二月十一日。一九四三年改为每年认定两次，第二次认定在六月十七日。
通常在认定仪式中，颁发被认定的“国语家庭”一张证书、一只奖章，和一个“国语家庭”的门牌。
一九四三年台北州的总户数是二十五万二千七百十九户，“国语家庭”三千四百四十八户，约占1.3%。
由于各州厅在认定“国语家庭”时采用的标准不一，各地“国语家庭”的百分比很不一致。
例如，台中州在一九四○年二月就有四千九百零七户“国语家庭”，约占全户数的2.8%。而在这一年，台北州只有将近1%的家庭是“国语家庭”。
台中州拥有较高比例的“国语家庭”应和该州“国语家庭”的认定标准较为宽松有关。
在大部分的地方，“国语家庭”基本上以全家庭成员在家中都讲日语为条件，但在台中州，只要四岁到六十岁的家庭成员了解日语并积极讲日语，就符合标准了。
3、“国语家庭”的社会待遇
“国语家庭”不只是个荣誉的名衔，实际上有许多切身的利益可得。
这类利益不载于明文，但是综合各种资料，得知在诸多利益中以下列几项最为重要。
首先，“国语家庭”的小孩享有“小学校共学许可”的优惠，也就是能进日本人上的小学校念书。
其次，“国语家庭”的子女享有中等学校入学许可的优先考虑。
第三，政府各机关和社会公共团体优先录用“国语家庭”的成员。
第四，“国语家庭”成员比较有机会取得各种营业执照。
除此之外，“国语家庭”原则上享有“诸种便利”和“优先的特典”。
以小学校共学这一项而言，就足可令许多希望子女进小学校念书的家长尽力争取“国语家庭”的认定。
根据报导，一九四二年新竹州提出申请的二百五十四户中，二百四十八户被认定为“国语家庭”，高达97%强。至于全台湾在日本投降前共有多少“国语家庭”，也因资料欠缺而无从得知。
不过，根据一份资料，截至一九四二年四月，全台湾共有九千六百零四户“国语家庭”，以人数计算有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九人，约为当时人口的1.3%。
由于“国语家庭”和许多实际的利益连结在一起，获得此一认定的台湾人是否真正诚心拥护日语运动，实在令人怀疑。
曾有日本人批评“国语家庭”的成员在家中仍然讲台湾语（闽南语）。更具讽刺性的是，有些“国语家庭”的成员在参加推行国语的集会前后，竟然忝不以为意地使用台湾语。
虽然，一般而言，“国语家庭”的认定是永久性的，新竹州规定“国语家庭”若有生活情况不符要求和对社会的公共事业态度不良之情事，将取消其资格。
尽管有些“国语家庭”名不副实，却也有“真正”的国语家庭存在。日语主要的“日语领域”本来以正式的、公共的场合为主，但时日一久，日语逐渐侵入台湾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
在日治末期，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夫妻在家中跟小孩只讲日语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台湾儿童要进小学校，日语程度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许多殷切希望子女进小学校念书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在家庭中维持一个纯粹的日语环境，因此在家力行讲日语。
这样的家庭语言政策，可说用心良苦，但万一子女进不了小学校，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困扰。一个只会讲日语的台湾儿童，如果不得已必须上公办学校，往往必须在短期间内适应一个新的语言环境。这种语言适应的过程有时相当痛苦。
台北市西门町台湾制冰业组合书记苏却技（三十七岁）的儿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苏却枝和他的妻子为了要让儿子进小学校念书，在家只讲日语，以至于儿子一句闽南语也不会讲。可惜这位男孩共学试验不合格，只好上公办学校，但由于不会讲闽南语，从学校回来一直央求要上小学校，家长深为困扰。
台南州东石郡港尾寮的王主玉（三十六岁），在明治制糖会社工作，他自长女出生后十二年来在家以国语教养儿女，儿女不会讲台湾话。二儿子也因为不会讲台湾语，进入公学校后遭受同学歧视，据称连续三天都独自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哭泣。
从这些例子看来，日语事实上已成为某些家庭的家庭语了。如果今天有人慨叹闽南语或客家话在许多台湾人家庭里已不能算是母语了，类似的情况曾一度在日治未期出现过，从社会的现实看来，不具国语身份的母语自然很难和作为教育语的国语抗衡。
4、草根的日语运动
“国语家庭”的认定对象是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家庭，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殖民政府另有推行日语的草根作法。
如众所知，日治时代台湾的行政单位依次为州（厅)、郡(市)、街（庄）。理论上，庄是最小的行政单位，但为了彻底贯彻政令，庄下又划分成非正式的行政单位——“部落”，作为殖民政府的最末端组织。一个部落的范围大约是个自然小村落。
一九三○年代中期，为了加速农村的日本化脚步，每个部落陆续设有“部落振兴会”。
由于乡村讲日语的人口比例甚低，日语运动若要成功，非得增加乡村讲日语的人口不行。“部落振兴会”在皇民化时期成为殖民政府在乡间推行日语的基层组织。
一九四○年四月，全台湾共设有四千八百七十五个部落振兴团体。草根的日语运动有几项作法。
首先，积极在乡间设立简易国语讲习所。简易国语讲习所在课程安排上是配合农村作息的。如果每个部落能多设立这类讲习所，就能教育更多的农村民众讲日语。殖民政府的理想是每十到二十户设立一所简易国语讲习所。
在此一政策的指导下，简易国语讲习所的数目急遽增加。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全台湾共有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八所简易国语讲习所，计收有学生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人。某些部落另设立专门推行日语的组织。
例如，在台南州嘉义郡大林庄中林部落设有“国语爱用会”。中林部落是当时全岛的“优良部落”之一。该部落共有二百一十户，其中一百九十户从事农业(全部人口一千二百六十人，其中农业人口一千二百零四人)。
“国语爱用会”的成员包括接受公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以上教育者，以及能讲日语者。“国语爱用会”的主旨在促进部落的日语普及。
或许由于该会的努力，一九四○年中林部落共有46%的居民能讲日语。在皇民化时期，如同家庭有“国语家庭”，部落也有所谓的“国语部落”。“国语部落”指人口中百分之五十以上能讲日语的部落。
在日语运动热烈进行时，这类“国语某某”的称号到处可见，例如，一个街（庄）有一半人口能讲日语就是“国语街(庄)”。
以此类推，一个州（厅）有一半人口能讲日语就是“国语州（厅）”了。为了取得此一美称，各个地方政府无不努力增加辖下“国语部落”的数目。
例如，在一九四○年，彰化市认定七个部落为“国语部落”。这七个部落讲国语的人口比例从51.98%到77.79%不等。
5、日语运动的成效
由于殖民政府积极推行日语运动，到了一九四○年，台湾的国讲日语的比例突破50%大关，高达51%。
换言之，因为超过半数以上的台湾人已能讲日语，日语运动的焦点集中到还不能讲日语者身上，试图使他们一一能讲日语。
为了配合“一扫运动”，地方政府的要务就是编列“国语不解者”的名单，动员他们到“国语讲习所”就读。
在一九四○年年初，台北州宣称要在六年内将州内的“国语不解者”一扫而光。
一九四二年，新竹州计划在五年内成为真正的国语州，也就是百分之百的州民都能讲日语。其他的州厅相继作同样的宣告。
若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台湾不久即能在统计上成为真正的“国语台湾”，“一扫运动”积极推行的结果是“国语解者”的人数急速增加，到了一九四三年年底，全台湾已有80%以上的人口是“国语解者”了。
然而，官方统计上的“国语解者”和实际能讲日语的人是两回事。如果三个月的国语讲习所课程果真能使一个人从不会讲日语到能讲日语，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官方的统计。实则大不然。
证据显示，上完国语讲习所一年的课程可能仍然讲不出一句日语。但是由于日语运动的成效是拿“国语解者”的百分比作指标，而在计算“国语解者”时又把国语讲习所和简易国语讲习所的学生通通算在内，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国语解者”的人数，无不以增加“国语讲习所”的学生数目为务，很可能造成只顾数据，不顾实质的作法，因此，草根的日语运动到底成效如何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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